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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战之罪:两宋灭亡的真正原因

作者:程万军 来源: 程万军:激情与锋芒永在 发布时间:2011-01-08 06:01:31 人气:123410 评论:0
标签: 北宋 军事 军事 两宋灭亡

    宋之中国在当时世界,是响当当的经济大国,军费充足,战争基础都很不错,但两宋却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窝囊国家,这是为什么?

   世人皆认为,宋之弱,在于“重文轻武”,宋弱在军事,其实这在我看来,只是表像。

   北宋建国初期,对付西夏,军事上是处于上风的,对付契丹,打个平手;严重不敌的,是女真,全面不敌的,是蒙古。如果说宋军不行,那么先于女真便亡在契丹之手了,何必再等下一个虎狼之师?

 

   看看澶渊之盟时的北宋政坛,再看金兵结城下之盟时的北宋政坛,最后看亡国前夕的南宋政坛,便知宋亡的根本原因,与其他封建朝代并无二致,在于政治腐败。

    澶渊之盟,北宋政坛尚有明君真宗,贤相寇准。到了靖康之耻时,从徽宗到蔡京张邦昌,从君到臣,悉数文化流氓。而南宋亡国前夕的政坛,君为酒色之徒宋度宗,相为“二把刀”贾似道,虽然最后时分也有文天祥入阁,但那是“急就章”,已无关政坛大局。

   封建王朝的亡因是相同的,政治腐败;不同的是政治腐败的方式各有千秋。宋朝政治腐败,与历代王朝相比,有些别具一格。

 

    宋朝的政治特点是发达的文官政治。官场中从重视门第到重视文凭,是宋廷的一大转变。文官政治,即“以儒立国”,对政治稳定和文化发展是有正面影响的。

    文官政治并不意味着就是保守,但宋朝文官政治的特点在总体上说则是保守。正如王安石讥评说,“因循苟且”,“侥幸一时”,不求振作有为,但求勉强维持,得过且过,缺乏行政效率。

    在专制中国的历史上,宋朝创造了“最温和的专制政治”。赵氏人家在强调皇帝大权独揽的同时,又兼顾对臣僚的体貌宽柔,在中华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。在较为宽松的政治和舆论环境下,宋朝台谏政治的发达,超越前朝后代。按照儒家理论,台谏官作为政治上的反对派,行使监督权,发表异论,对于“扶直道”,维系一个时代的正派士风,有一定意义。但在人治条件下,台谏政治诚然也有各种流弊。宋朝政坛的“窝里斗”和“结党营私”,较之唐朝,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 

    归纳历代政治学者论述,认为宋政成也“宽柔”败也“宽柔”。失之“宽柔”表现为:对误国败事者有罪不罚,罚不当罪,罪废复用,所谓“赏重于罚,威不逮恩”。 

    宋朝的上层官员,大多治国救国无方,而彼此勾心斗角,玩弄机谋权术,又有足够的聪明才智。发展到顶点,则是不管国家存亡,百姓死活,自己不能治国和救国,也必须破坏他人治国和救国,不能便宜别人成事。

   就这样,北宋的专制政治,开明、保守、拙劣、荒唐,相互交织,次第上升。直到北宋史上文化流氓的集大成者、最高领导人宋徽宗出现,拙劣与荒唐占据了宋政之上风。宋政与宋,大限已到。

 

   北宋领导人最软弱的表现是“养狼”,而宋徽宗则是在此基础上,加上最无政治远见的表现:“杀狼”蠢行。作为一国领导人,他毫无战略眼光。首先,他不该随着父辈们养狼,把契丹用岁币银喂大,其次,既然养了,它更不该新狼女真出现时,协助新狼灭掉养肥的老狼,乃至使草原“狼界”失去生态平衡,使新狼一匹独秀。

   后来的南宋领导人干了与北宋领导人同样的蠢事。助再生新狼蒙古杀渐次老狼女真。如果不是宋朝领导人缺乏政治远见,养狼杀狼,先后令契丹女真消亡,后来蒙古能否崛起尚是未知数。

 

    政治腐败的衍生品,一定包含“君无远虑、必有近忧”。领导人无远见,君臣并肩得过且过,留给子孙的定是无法收拾的烂摊子。因此,两宋之亡,非战之罪,而仍属“政之罪”也,只是这“政之罪”,表现出“文化流氓”及“战略失明”的些许特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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