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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里洋场的犹太印记

作者:毛剑杰 来源: 《看历史》原国家历史杂志 发布时间:2012-04-16 01:40:06 人气:37206 评论:0
标签: 上海 十里洋场 鸦片战争

上海能够从一个传统社会的商业城镇起步,发展成为多功能的近代化城市,最重要的动因,就是房地产业,以及作为城市功能重要完善手段的公用事业,而恰恰是在这两点上,上海犹太商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1905年的上海南京路、河南路以东已经摊贩云集,渐渐繁华,河南路往西靠近西藏路一段,却还是只有零星商铺的偏僻冷清之地。然而这年某日,这里忽然出现了120名筑路工。比他们出现在这里更奇怪的,是他们使用的筑路材料――油渍火熏过的铁藜木块,那是一种著名的硬木。

两个半月后,400万块二寸见方的木块,和着沥青、浇上柏油,一块挨着一块整整齐齐地从外滩一直铺到了今天的西藏中路,一条地面平整光滑、车辆行驶方便的崭新南京路修成了,这是当时全上海最现代化的马路。

出资修路的,不是上海市政管理当局,而是犹太富商哈同。为修南京路,哈同花掉了足足六十万两银子:仅一块铁藜木就要六七角,在当时的上海可买白米三四斗,足够一户中等人家吃一顿像样的大餐。

这个在1873年自孟买来到上海、从一文不名的沙逊洋行看门人起步的上海滩巨富,如此举动可绝不是热心公益。他早就看好南京路的未来:“南京路居虹口、南市之中,西接静安、东达黄浦,揽其形胜,实为全市枢纽,其繁盛必为沪滨之冠。”

此前,在有关上海城市发展的格局问题上,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。有人主张向闸北和吴凇北拓,哈同则坚决看好向静安寺方向发展的西扩主张。最后,哈同运用其在工部局内的影响力,迫使工部局采纳了其提出的南京路西扩主张。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代上海城市中心区的走向,形成了近代上海中心城区东西向扩展的基本格局。

于是,哈同先出巨资将南京路西边的地皮大片大片划入自己名下,最多时达到44%。不惜成本修建高等级马路,以期聚集人流、商铺。哈同对人说,铁藜木结实,还有弹性,踩上去舒服,下了雨水一下子就吸干了。消息在扩散中不断被人添油加醋,很快铁藜木就变成了“红木”,而南京路的地皮价格,自然是如哈同所期待的那般,翻滚着往上飞涨。

等到人气渐起时,哈同又大举出租这一带土地,同时严格要求必须建造高质量的高楼大厦,甚至规定层次和造价。后来南京路的地标建筑如永安公司、新新公司等,就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造起来的――南京路上的高楼大厦建筑群格局,也由此逐步形成,超过了上海任何一条马路。

从此,南京路一带周围商店渐增、居住人口日多,而全上海的商业、购物、娱乐中心,也因着交通的便利,渐渐从开埠之初的广东路、河南路、福州路一带,转移到了南京路上。到1930年代,有“十里洋场”之称的南京路外滩,俨然已是大上海繁华的代名词。

哈同的管家姬觉弥后来总结说:“南京路之繁盛实先生成之,故所置产多在是路,而汉口路亦占什七焉……晚岁经营南京路尤力。” (姬觉弥《哈同先生兴业记》)

 

上海崛起的推手

哈同引领南京路的崛起,只是当时上海开埠后众多犹太人涌入后,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间深刻影响上海经济格局、城市面貌乃至城市性格的一个典型个案。

1842年6月17日,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,英军攻入上海,逗留了一个星期。此间,曾派一队海军沿黄浦江而上察看形势,直到苏州附近。其中有一位名叫高尔顿的英籍犹太人军官,认为上海是个好地方,于是决定返回印度后“召集一些精明能干的犹太人去上海”。他或许是近代第一个到达上海的犹太人。

3年后,随着上海开埠,英籍犹太人大卫・沙逊和一批英国商人一道,从印度孟买来到了上海,开设了近代上海大名鼎鼎的沙逊洋行,这是上海的第一家犹太商号,从沙逊开始,大批犹太人――主要是英籍犹太人络绎而来。

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原先生活在中东巴格达地区、后来移居印度的塞法迪犹太商贾,来上海的目的很明确,就是为了在这崭新而几乎未有人涉足的冒险家乐园中淘金,而不是如后来自东北南下的俄籍犹太人,以及1940年代为躲避纳粹屠杀而从欧洲来的犹太人那样,因集体逃难而选择到上海定居。他们是一个“比较纯粹的商人群体”。

沙逊等英籍犹太人,最初几乎都选择从事鸦片贸易这种利市百倍的生意,这并不光彩。不过正如有些学者所说的,这正是“外国资本主义打开中国市场的正常贸易的补充,没有鸦片走私,西方商人就没有资金购买中国的丝茶出口,合法的正常的贸易就无法开展。”(《旧上海的外商和买办》)

而对于由商而兴、发展轨迹与传统都市迥然不同的上海而言,其近代城市经济得以启动的最初动力,就是开埠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对外贸易。换言之,对外贸易是近代上海经济发展的先导。

此间,上海著名的犹太商人如沙逊家族、哈同家族、埃兹拉家族、嘉道理家族等等,无不是通过进出口贸易发家,并且在早期上海的对外贸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。他们“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推动近代上海经济启动的不自觉的工具”。(潘光《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》)

沙逊公司1870年代已成为上海最大的鸦片经销商,同时又在不断扩大纺织品进口,到1920年代又成为上海滩最主要的布匹经销商。又如1854年由英籍犹太人安诺德兄弟、德籍犹太人卡贝尔格合资开设的瑞记洋行,则主要从事军火、木材、五金交电等进出口贸易,范围极其广泛。尤其是通过控股德商司尼夫莱奇的祥泰木行,垄断了整个中国的木材进口。

 

被他们改变的城市格局

但在上海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,犹太商人影响最大的,还是是房地产行业。而这正是近代上海市政建设、城市格局形成的重要基础。

有学者说,沙逊、哈同等犹太商人在上海靠的是“两土”:卖烟土而后买土地。他们从鸦片等暴利商品的进出口贸易中暴富后,即挥手指向了房地产业,购地产而至巨富。

田地房屋的买卖,虽然中国自古就允许,但将此作为生产要素纳入市场体系,通过经营城市土地、建造房屋作为商品,或出售或出租,在上海还是开埠以后才出现。而最早试水这一领域的,也是犹太商人。

1877年,新沙逊洋行以8万两白银,受让了破产的琼记洋行在外滩的土地“连同地上所有房屋、建筑物、附属物、滩地权以及其他权利”。这块地产就是后来沙逊大厦的基地。

哈同则于1901年开始独立经营房地产业务。当年的《时报》上说,他“以敏捷的手段,一忽儿卖,一忽儿买,一忽儿招租,一忽儿出典……专以地皮操奇取赢,则其价日涨,至有行无市”。

到20世纪初,绝大多数犹太商人都已经把经营重点转向了房地产业,并获得了巨大成功。此间,沙逊家族大量购置地产,进行房地产投资,经过44年的苦心经营,到1922年,拥有上海的占地约300亩的29处地产,投入资金白银200万两,而产业估价达到1300万两。

此后,上海城市发展逐渐现代化,市中心土地资源日趋紧张,沙逊将房地产经营的重点转向高层建筑,因为高层林立的地段往往市场繁荣,地价自然相应增长;兼之上海土地税又只是按土地面积估价征收,并不涉及楼层高低,建筑越高利润自然也相应增高。民国时期,上海1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有28幢,其中6幢属于沙逊洋行。

极力推动城市高层建筑建设的同时,沙逊又采纳了各种不同建筑风格的设计方案。

哈同在商业区造房前也有自己的一套规划:马路两边开店,商店后面盖起大批的石库门住宅,使商店和居民相互支撑,促使商业繁荣。

如哈同主导南京路崛起那样,犹太商人们因房地产投资衍生的城市规划、建筑设计种种,带来上海建筑风格多样化的同时,也奠定了上海市中心高楼林立的近代化外观。

房地产之外,沙逊家族还通过控制上海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和英商电车公司,垄断了上海公共租界的有轨和无轨电车运营,而嘉道理家族则控制了上海唯一的煤气供应企业――英商上海煤气股份有限公司。

上海能够从一个传统社会的商业城镇起步,发展成为多功能的近代化城市,最重要的动因,就是房地产业,以及作为城市功能重要完善手段的公用事业,而恰恰是在这两点上,上海犹太商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不仅如此,像沙逊洋行,其经营范围涉及房地产、纺织、食品、交通、金融等13个行业,几乎涵盖了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,对上海乃至当时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都有着极大的影响。以至国外一位经济学家曾说:“没有沙逊就不能理解上海。”聚而兴之

然而,并非只有沙逊、哈同、嘉道理这些大亨巨头在影响着上海,即便是普通犹太人,其独特的生活和经营方式,同样在强力而缓慢地渗透进这个城市。善于经商的犹太人,每到一地,总会在其所住区域周围开设商店,并渐成市面。

上海犹太人自然不例外,南京路、淮海路、虹口提篮桥,这些犹太人居住较为集中的地方,后来都成了繁华的商业中心。自东北南下的俄国犹太人到来后,在法租界沿霞飞路(今淮海中路)一带开设了许多饭店、酒吧、服装店、面包房,从1920年代起,霞飞路便逐步发展成了仅次于南京路的上海第二条现代繁华大街,堪称上海的时尚之源。

这条长约4公里的商业大街,名店林立、名品荟萃,其中不少是俄侨老店,或是法租界同业之最,他们以欧洲样式的商业布局,展示着几乎与欧美发达城市同步的高档生活消费品,尤以西餐、西点、西服和日用百货最具特色。

有老上海曾这样描述当年霞飞路的景象:清晨,当晨曦透过法国梧桐浓密的枝叶洒向地面,“当、当”作响的有轨电车驶上笔直宽阔的马路,临街而设的各色洋店铺渐次开门,提着鲜花篮子的俄罗斯老人热情地向路人兜售鲜花,空气中弥漫着香甜的面包味……

由东向西, 468号是著名的马尔济尼亚女帽店,店主人是俄籍犹太人阿依达・拉宾诺维奇夫人。她更为人知的成就,是在霞飞路拉都路口(今襄阳南路)开设的一家专营儿童用品的商店,并以儿童剧中不肯长大的孩子“彼得・潘”命名,深受孩子们的喜欢,是当时上海有名的儿童用品商店。

霞飞路829-831号,是欧罗巴皮鞋公司,业主也是一名俄籍犹太人,名叫图钦斯基,该店是当时上海滩最摩登的豪华型皮鞋店之一;再往前,850号就是百灵洋行,也称巴拉诺夫百货商店,经销棉纺织品、服饰杂货、男女成衣及床上用品,是法租界最大的俄侨百货商店;离此不远,895号则是另一位俄籍犹太人格利高里・克列巴诺夫开设的著名中高档皮货商店――第一西比利亚皮货店的分店。此外,还有信谊大药房、欧罗巴绸缎店、特卡琴科糖果点心店、克来孟冰淇淋公司、科涅夫男子用品店等也都是老上海耳熟能详的名店号。

那些商店,有的至今仍在营业,尽管已经易主,名号也辗转更换。1935年,意籍犹太人路易・罗威在法租界霞飞路亚尔培路(今陕西南路)口,开设了一家以法式西菜为主,配以意大利式西餐的罗威饭店,这是上海滩最早的“法式西菜馆”。饭店推出法式传统汤菜“洋葱汤”,欲与淮海路上俄侨的“罗宋汤”一比高低,生意一直兴旺到二战爆发前夕,罗威将店转让给一个徐姓的上海人经营。二战结束后,由于原址无法收回,于是饭店迁至亚培尔路莆石路(长乐路)口,改名“喜乐意”。这就是后来名声鹤起的“红房子”西菜馆的前身。

而今天沪上家喻户晓的“老大昌”食品店,也是1930年代由一个法籍犹太人和他人合资开设的。其生产的法式西点、蛋糕工艺精细,奶香浓郁,松软肥润,至今仍是上海西式糕点中的翘楚。

此外,更晚些到来的德奥犹太难民,则在聚居的提篮桥地区开设各类商店,形成了一个新的上海商业副中心,并使得受战乱影响而逐渐萧条的虹口地区得以重振。

 

犹太精髓”

“世界上有很多人说犹太人像中国人,或者是中国人像犹太人。作为与犹太人接触时间最长、打交道最深的上海人,其实对犹太人抱着一种复杂的心情:既同情其离乱苦难的经历,又羡慕其统治世界的财富;既蔑视其斤斤计较的做人风格,又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这种风格的熏陶。” (潘逸华《留在上海的犹太精髓》)

1949年后,绝大多数上海犹太人最终选择了离去,但“犹太精髓”已然留给了上海人。无疑,这是比撬动城市格局改变更为深远的影响。

在上海人看来,精明的处世风格,是上海人学到的最为鲜明的“犹太精髓”。

具有生意头脑的犹太难民进入上海后,当他们租好房子,发现上海人家是几户合用一个大电表时,就马上安装一个小电表单独计电费,绝不与别人混用。

目睹犹太人做生意时把100元的商品标为99.99元,脑中留有莎士比亚戏剧《威尼斯商人》中犹太人夏洛克在法庭上要求割人肉抵债的印象,加上英文单词中的犹太人Jew含有“守财奴”“奸商”的贬义,上海人后来便将处世经商滴水不漏、他人休想占到便宜的人,称作“犹太门槛”“老犹太”。

后来上海人说某个上海人“像犹太人一样”,即暗指此人特别精明、小气,明算账,不肯吃亏。

犹太人受犹太教的影响,视契约为人与上帝的约定,信守不背。而上海人做生意,谈判阶段斤斤计较;但自诩一旦签下合同,就会不折不扣地履行,这也正是来自履行合同、遵守法律的“犹太精髓”。

精致的生活方式,则是上海人学到的又一“犹太精髓”。那些避难到上海的欧洲犹太人,尽管带来的资产不多,但仍保持着卫生健康习惯,天天洗澡,把小孩放在阳台上晒日光浴,空闲时到“小维也纳”的咖啡馆里坐一坐,交流各自的信息。

此外,这些犹太人在最困难时也不忘讲究生活品位。上海人自然也是跟着风气之先,比较讲究“情调”。哪怕在住房最为困难的时期,上海人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的能耐也是赫赫有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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