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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乌有之乡”与“重庆模式”:对一群“毛左”与“中左”的观察

作者:叶荫聪 来源: 一五一十部落头条 发布时间:2012-04-17 20:24:32 人气:26042 评论:0
标签: 杨帆 重庆

 

    有留意中国大陆思想界及政界的朋友,当然会知道“乌有之乡”这个毛左网站,甚至一些香港立场偏左的文章,例如批评中国劳工状况或农民惩地问题等,只要不涉及直接批评中共的,也有机会被收入该网站。最近,随着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原副市长王立军被免职(3月15日),“乌有之乡”被关闭了两次(最近一次是4月6日),至今还无法回复正常运作,其他毛左网站也有类似遭遇。此事虽已获得海外媒体相当的报导,可是,事件掀出国内“毛左”知识界与政治派系的关系,却较少深入介绍,值得在这里跟记下一笔。

    “乌有之乡”的内部矛盾

    “乌有之乡”被关后,国内外媒体出现了网站内部派系冲突的消息。在薄王事件发生后,最早有关报导应该是3月29日《时代周报》对“乌有之乡”最期成员政法大学杨帆教授(他自称是“创始人”)的访问,文章开首便说:“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封掉乌有之乡,把张宏良送进监狱”。可是,即日杨帆在自己的博客上否认曾这样说,并对记者作出批评。无论是杨帆说谎,还是《时代周报》要借杨帆之名打击毛左阵营,都说明了一个事实,有人要藉薄熙来倒台,打击“乌有之乡”,打击也不只是关网站那样简单。

    杨帆后来接受《法治周末》的采访,这似乎比较接近他自己的公开说法。在访问中,他诉说了自己跟毛左的关系,道出了“乌有之乡”的思想背景。他认为,网站成立之前有9年的“思想斗争”是“乌有之乡”的成立背景,他形容自己与社科院的左大培等是“非主流经济学家”,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辩论。他们支持政府在改革中扮演更重要角色,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,反对人民币贬值,支持宏观调控(他特别提及1994年支持朱槠基)及扶植国家策略性产业。这里说明了两点,第一,杨帆把自己定位在类似政府智囊角色,或视自己的研究及意见的目的为直接影响政府政策,这在中国大陆很普遍,甚至是比较异见的自由派也会有这种位置与姿态;第二,杨帆自命为少数派,对抗官方的主流派观点,抗衡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的资本主义发展市场改革,以及反对全盘拥抱全球化发展模式的想法。

    杨帆所说的这段?史,与“乌有之乡”于2003年成立(不久之前还成立了书社)的关系如何杨帆所说的“思想和人脉”具体如何促成网站,以至如何继续影响,外人似乎不容易确定。不过,有一点是肯定,网站的创办人韩德强,也是其中一位“非主流经济学家”,大概便是杨帆的“思想和人脉”代表,他当年为人熟悉,正是因为他的文章及书讨论中国入世面临的问题与危机,是反对中国入世的学者。

    杨帆进一步说,他们跟后来的毛左,或他所说的“极左”是不同的,他属于“中左”,即没有那些毛左那么极端。杨说,两者不同的地方有两个,第一,他不赞同为文化大革命翻案,第二,他不赞成以阶级斗争的理论来理解以至否定三十年改革。杨说,由2006年开始,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所带领“极左”派,渐渐取得了网站的领导权,令他自己被边缘化了。

    由2004年开始担任“乌有之乡”站长的范景刚则反驳,认为杨帆所说背离事实。他指出,杨帆不是甚么创始人,只是其中一位成员。而且,也不存在夺权问题。他认为,张宏良之所以在近几年受欢迎,是因为他文字浅白易懂,立场又切中时下关心的国家问题。更有趣的是,范景刚也来争夺“中左”之名,他说,“乌有之乡”早期有不少“极左”文章,主张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现政权(他对“极左”的界定不同,也更特定),但是,自2006年后,这类文章被清理,2008年又整顿,这类“极左”文章不再出现,所以,“乌有之乡”是“中左”。

    分歧与重庆模式

    要厘清他们的关系,恐怕不是那么容易,在所谓“中左”与“极左”里造文章,也会流于各种理论标签的分野。我以为,用薄熙来及所谓“重庆模式”来理解他们,可能可以帮助看出一些有趣的东西。

    其实,这几年,张宏良与杨帆均对“重庆模式”,而且都聚焦在薄熙来身上,他们似乎都想在这颗近年冒起的政治明星身上大造文章。说得难听,是藉此帮助自己的名声以至体制内的仕途,说得好听,是希望体制多接受自己的改革(改良或革命)方案与政治路线。其实,可以理解为两者兼有,因为,在现实中很难把这两种企图切开来看。

    为简单起见,不妨就以两人作比较,看一下环绕着“乌有之乡”的知识群体之间的张力。

    张宏良在传统学术圈中名气不大,杨帆与韩德强都要比他有名气;张宏良出版过的专著也很少,但却透过“乌有之乡”及当中的毛左圈中声名大鹊,大谈重庆模式,粉丝不少。杨帆在大陆学界相对有地位,出版过不少经济学研究及分析,可是,他在互联网上的名声不及张,但值得注意的是,他去年跟重庆党校教授苏伟出版过《重庆模式》一书。

    我阅读过相关材料后,我会这样看他们:杨帆尝试把自己所谓“非主流”观点,以及对“重庆模式”与薄熙来的表扬,更安稳地接合在官方理论之中,可以称之为“软着陆”。张宏良则是一个小宗派,多一点硬干味道,或更具政治野心,似乎只有薄及其身边的人能青云直上,这个宗派才有可能获得更大合法性(网上更有人说张想染指党政干部位置)。张以及他的同志可能跟党内某些人关系紧密,但是,他们基本上在传统体制之外,即党的官方理论系统及学术体系之外,利用互联网及民间空间(他们的红色文化大讲堂、讲座、纪念毛泽东活动等等),既为薄熙来摇旗喊,也确立自身的理论,不过,他们的说法处处与北京当权派有较严重冲突。

    杨帆与苏伟论述“重庆模式”则不同,除了是用较为学术理论语言,来为重庆的公租房、地票制度、城乡统筹、公有制主体等政策合理化外,他们在处理它与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的关系上,显得相当小心翼翼。用他们的话来说,是“既有继承,又有所不同、有所前进的一条路子”(页11),换言之,他不否定这三十年所形成的所谓“效率模式”,不过,他们强调“重庆模式”代表的“民生模式”较能切合今天的问题。简言之,他们尝试不过于把争论推上政治纲领,走一条“非意识形态斗争”的路线。同时,2011年初《重庆模式》出版之时或较早前,杨帆似乎已觉得自己的论述要与他眼中的“极左派”区别,他补充了不少他认为重庆不足的地方,例如强调民主法治要加强。同时,他也参与及主持了不少所谓“超越左右”的会议,例如,2011年12月23日有一个他主持的座谈会,名称为“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看待重庆模式”,讲者有张木生与萧功秦,前者近年鼓吹新民主主义,与体制内关系密切(例如刘源将军),后者自称“保守主义”,另一名讲者甚至是著名异见自由派知识份子陈子明。

    可是,以张宏良为首的“乌有之乡”(大概是近几年的状况)则采取“意识形态斗争”路线,派性也强。要理解他们如何把“重庆模式”扣连上他们的斗争路线,需要对他们毛左的理论有一个基本的了解。首先,张等人以一个小宗派形式示人,自称是“毛派共产党人”,对三十年改革视为“改革教”,是走资本主义道路,尤其是沿海地区(所谓“广东模式”),在中央政府支持下,地方政府推动下,对广大工人农民实行右派专政。他们这方面的政治经济批判,与海外一些关心劳工的左翼人士可能分别不大。不过,有两点是他们独有的。第一,他们认为,共产党的问题不在于其政治领导本身,而是意识形态领导被右翼把持,即所谓“中国政治领导地位与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史分离”。第二,这些右翼包含的有很多,包括支持市场改革与经济全球化,提倡西式民主法治改革,否定文革反对毛泽东的,不管是经济学家茅于轼还是退休老干部李锐,通通视为“汉奸”或“带路党”(为帝国主义带路入侵中国)。在2011年12月底,在“乌有之乡”以及其他毛左网站,甚至有“评选‘当代中国十大汉奸’”的活动,2012年2月左右,更有上书人大常委会,要求制定《反汉奸法》,参与的人相信也包括“乌有之乡”的毛派(此亦为反对“极左”人士指为恢复文革的证据)。

    而“重庆模式”在他们眼中是一个例外,其意义也很重要,因为,既然中共在改革中都走资了,为何还要拥护它薄的“重庆模式”有别于走资派,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内部还有自我更新能力,能复兴社会主义,也证明共产党政治领导与意识形态领导的确有其差别,所以才能开出以“民生”为本,以社会财富分配为本的发展。同时,薄熙来的“唱红打黑”,回复了党群一体化,而不是邓小平以来的党官一体化,或用张的另一种说法:是用群众维稳模式取代军警维稳模式。事实上,读着张宏良的文字,你会看到不少离经叛道的地方,同时,又看到他们如何尝试勉强接合官方理论,例如,他说不能“不折腾”,但又支持维稳,不过,要实现党群一体化的维稳模式(是否就是批评者说的“民粹主义”),而不是军警维稳。他批评邓小平的“发展就是硬道理”,却又说关注民生的发展才是硬道理。

    小结

    张宏良等的小宗派,与党中央官方理论格格不入,不强调承继,却处处企图抢夺诠释权(或国内流行用的“话语权”)。随着薄的下台,以及“乌有之乡”网站被关,小宗派相信会消声匿迹一段日子,不过,张宏良、韩德强等个人似乎没有被太大地打击,张的博客被短暂关闭后仍在运作,虽然要删去“薄熙来”这个名字。而一些伺服器可能在海外的如“西奴揭秘@进步社会网”(http://xinu.jinbushe.org/)仍然运作,薄去后,以更反体制的姿态狠批党中央。

    较温和的官方左派环绕重庆模式的论述,似乎更不会就这样消失,因为,杨帆似乎还活跃,虽然,他跟其他温和派也犯了吹捧薄熙来的政治“错误”,但是,他们似乎很早便要与张的小宗派保持距离,去年下半年更开始尝试“非宗派化”(所谓“非意识形态化”),结合其他较中立以至自由派人士。故此,小宗派的没落,可以读成对这些官方左派的打击,也可以说成是对温和官方左派的胜利。毕竟,“重庆模式”的民生政策,以至它打击部份既得利益集团的举动,获得不少民众支持,因此,“重庆模式”以更“非意识形态”(即非宗派)形象示人(前阵子温铁军在香港岭南大学介绍重庆经验,也强调“非意识形态”,他跟人民大学的师生也出版了《重庆新事》一书),也许会有更大的意识形态作用,是更值得注意的现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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