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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袖亲属口述历史,重现如烟往事

作者:启风 来源: 一五一十部落头条 发布时间:2012-05-13 20:16:11 人气:40521 评论:0
标签: 领袖 民主 政治 中国

    杨津涛

     刊于2012年5月11日《深圳特区报》

     这是一些已经被大多数普通人所淡忘的名字,虽然他们都曾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,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做出过无法磨灭的贡献。陈独秀,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 建人、首任总书记;1927年的八七会议依照共产国际指示,免去陈独秀职务,瞿秋白成为党的第二任最高领导人;1929年,李立三批评了党内右倾错误,而 后取代瞿秋白,担任了中共中央的负责人;在1931年,“立三路线”的左倾盲动主义也受到批判,博古(秦邦宪)出任党的“总负责”;后来的遵义会议上,博 古的“左倾”军事路线被纠正,张闻天接替了他的职务。至于胡耀邦,则是1976年“文革”结束后,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,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中立有 过殊勋,1987年辞职。

     历史人物的家庭生活

     周海滨还在上大四的时候,就曾为媒体上一个“生于1978”的“中国样本”的专题采访学校中的一位教授,从此与口述历史写作结缘。几年来,他已完成《家国 光影:开国元勋后人讲述往事与现实》和《我们的父亲: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》两书,前者是新中国缔造者后代的口述,后者则是一些国民党政要后人的回忆。除 此之外,周海滨还为张素我女士执笔整理了《回忆父亲张治中》一书,即将出版。在《失落的巅峰》这本新书中,周海滨采访了陈独秀的孙女陈长璞、瞿秋白的女儿 瞿独伊、李立三的妻子李莎和女儿李英男、博古的儿子秦铁、张闻天的儿子张虹生,以及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,力图让读者重新记起这六位曾经的中国共产党领袖。

     在我看来,但凡历史的亲历者们,其实都有责任留下对一些重大事件的记录,以方便后世去搞清真相。如果当事者没有来得及为自己一生撰写回忆录,那就只能退而 求其次,让他们的下属或亲人来讲述相关历史。因此,周海滨这个口述史的工作非但意义不凡,而且很及时,因为张虹生将及古稀之年,瞿独伊、李莎更是都已年届 九旬。当然,作为儿孙一辈,很多时候对长辈的政治生涯也只是道听途说,作为陈独秀的孙女,陈长璞所能讲述也只是她为重修祖父墓而做的各种努力。

     历史人物的亲属更了解的显然还是有关家庭生活的内容,如《失落的巅峰》一书中谈及瞿秋白与杨之华“秋之白华”的爱情,他们在上海群众运动中相识,因为当时 杨之华与沈剑龙还是夫妻关系,所以在协商后,于报纸上发表了三个声明:杨与沈解除婚姻关系,瞿与杨结婚,最后瞿秋白与沈剑龙确立朋友关系。李立三与苏联妻 子李莎的异国情缘也很传奇,两个人在苏联结婚不久,李立三就入狱审查,但没有通知家属被具体关在什么地方。李莎用六个月时间,问遍莫斯科所有的监狱,才终 于找到关押李立三的地方。这些历史的细节,都有助于我们重新看待那段历史。

     不应抹灭的革命功勋

     因为陈独秀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分量很重,即使党史中对他的研究有欠缺,其他研究领域也必然会涉及;前年何方在《何方谈史忆人》中对张闻天生平已有回顾,澄清 了不少事实,周海滨的书中也附录有一篇《何方口述:我对张闻天的“忏悔”》;至于胡耀邦,其女满妹几年前写过《思念依然无尽:回忆父亲胡耀邦》,其子胡德 平则刚刚出版了《中国为什么要改革:思忆父亲胡耀邦》。所以就《失落的巅峰》这本书而言,有关瞿秋白、李立三和博古的内容是最具意义的。

     瞿、李、博三个人都因路线错误而被批判,但是他们曾经的革命功勋不应被抹灭。1946年,博古所坐从重庆返回延安的飞机失事,与王若飞、叶挺一同遇难。这 固然是极为不幸,但相较于瞿秋白和李立三,某种意义上来说却也是一种幸运。长征的时候,瞿秋白被留在苏区,以至被捕、就义,可在他牺牲后三十年,却因为临 终前自我剖析的《多余的话》而被与太平天国领袖李秀成一起,当做了革命队伍“叛徒”的代表,因而累及家属。从瞿独伊的口述中可知,其母杨之华曾任全国妇联 副主席、全国女工部部长,但在“文革”中入狱,被迫害致死。瞿独伊当年曾和母亲等150多名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人,被关在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监狱中,但是 “很多新疆监狱的人在‘文革’时期都被整死了”。

     李立三在1949年后还曾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、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等职,但在庐山会议后,被指“里通外国”、“反对三面红旗”,“文革”中又为刘少奇鸣 不平,最后因无法忍受折磨,在1967年服食安眠药自杀。李立三临终前上书毛泽东,恳求“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,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。”李立三死后,60 多位无辜者被牵连入狱。妻子李莎回忆说,“立三离世的第二天,我被逮捕,关进了秦城监狱。在那里艰难地度过了八年的铁窗生涯。两个女儿也同时被关,后又下 放农村。”母女再次见面已是八年后,那时身为苏联人的李莎因为长期不说话,竟几乎连俄语都不会说了。

     “文革”结束后,瞿秋白和李立三的后人开始为恢复父母名誉而四处奔走,这两位早期革命领袖的冤案终于在胡耀邦的主持下获得平反。在《失落的巅峰》中,周海 滨为胡德平所做的口述中,着重于经济话题的讨论,而没有涉及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内容,这是此书的一个不小的缺憾。1980年,中共中央为瞿秋白和李立三 “正名”,前者恢复名誉,不必再背负所谓“叛徒”的指控;后者则被誉为“我党的优秀党员,无产阶级革命家,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”,而在这追悼会 上放置骨灰的位置上,仅有的是李立三的一副眼镜。

     有些记忆未必很可靠

     口述史学最早兴起于海外,1948年,美国哥伦比亚大学“哥伦比亚口述历史研究处” 的建立,标志着现代口述史学的产生。唐德刚先生为顾维钧、胡适、李宗仁所做的口述历史也都是在哥大支持下完成的。对于口述历史,唐德刚在《文学与口述历 史》一文中曾说,“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,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。”因为在口述录音之后,他还要做很多的后期工 作,比如对照档案资料,校勘口述者的记忆或判断上的失误。《胡适口述自传》中唐德刚所做的注释,其意义或许超过胡适回忆。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,被迫以“我 讲你写”形式面世的《张学良口述历史》只能算作唐德刚的一个“半成品”。

     不加修饰的“口述史料”固然能让读者直观地看到亲历者回忆,但却不能保证所呈现内容的真实性,只是因为任何人在回忆中都会出现记忆模糊或主观判断的情况, 以至让历史失真。在《失落的巅峰: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历史》一书中,作者于访谈之外,另还“参考了大量的回忆录、人物传记、军事文选和公开访谈 记录”,所以使本书不再是单纯的“口述史料”,而具有“口述历史”的意义。但是因为作者毕竟不是专业的历史学者,且无法对照第一手的档案资料,所以依旧不 能保证书中内容的真实可信。如瞿秋白之女瞿独伊说,“1966年,‘文革’运动掀起‘抓叛徒’的浪潮,《多余的话》被污蔑为父亲的‘叛徒自白书’”。社科 院学者陈铁健不久前出版了《书香人多姿》一书,其中所收《瞿秋白案复查散记》一文显示,1964年的时候瞿秋白故居就已被停展,历史博物馆中有关他的形象 也都被清除干净。由此推测,瞿秋白被定为“叛徒”,当在“文革”爆发之前。

    http://sztqb.sznews.com/html/2012-05/11/content_2038449.ht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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